“欲事立，須是心立”出自北宋大儒張載所著《經學理窟》。張載世稱橫渠先生，是理學創始人之一。38歲中進士后，他做過幾任地方官，50歲時，赴京任職，次年辭官返回故里郿縣（今陜西眉縣）。此后直到逝世前的六七年間，除短期入朝外，一直在橫渠鎮講學著書。作為開宗立派的理學大師，張載思想產生于關中地域，但其影響卻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國界的。

在長期的為政和學術生涯中，張載把自己的志向提煉為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四句話，并矢志踐行之，最終創立了具有社會關切和務實取向的“關學”。他十分強調“心立”對于一個人成長成才做事的重要性：“欲事立，須是心立。心不欽則怠惰，事無由立，況圣人誠立，故事無不立也。”若想要所致力之事取得成功，必須先下定決心、堅定信念。如果心不欽敬、志不堅定，則可能懈怠懶惰，所要做之事就很難取得成功。

在中國思想史上，“心”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，是在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語境下產生的概念。中國古代思想中一系列范疇：情、性、志、意、思、感、想、悟等等，都由“心”衍生，與“心”密切相關。明代思想家王陽明說：“身之主宰便是心，心之所發便是意，意之本體便是知，意之所在便是物。”心是身體的主宰，當心靈安定下來，不為外物所動時，本身所具備的巨大智慧與力量便會顯露出來。

明武宗正德元年，因為反對宦官劉瑾，王陽明被廷杖四十，貶謫到貴州龍場做驛丞。對汲汲功名富貴之輩，這絕對是人生的重大災難；但對王陽明來說，這卻是生命全新展開的契機。

在這個偏僻荒遠的地方，王陽明想的是“圣人處此，更有何道”。他對自己的學問和人生，進行最為徹底，最為冷靜的反思。反思的結果，就是在一個深夜里的大徹大悟。他的生命，進入了全新的境界。

龍場悟道后，四方好學之士來此求學者絡繹不絕。王陽明給他們立下了四項“教條”，這就是《教條示龍場諸生》。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“立志”：“志不立，天下無可成之事，雖百工技藝，未有不本于志者?！?/p>

立下志向，心就有了方向。王陽明以此教育學生，也以此要求自己。12歲便將“做圣賢”列為人生第一等事，正是在高遠之志的召喚下，他才能不斷完善自己，在誘惑面前不墮落，苦難面前不崩潰，得失面前不動心，以勇毅深沉的氣度，開創出燦爛的人生格局。

古往今來，所有高尚的心之共同所系，從來都是關于對國家、民族和人民的責任與使命。

1917年，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，24歲的毛澤東揮筆寫出《心之力》一文，老師楊昌濟驚嘆之余，給了他滿分。

文中，毛澤東這樣寫道：“破教派之桎楛，匯科學之精華，樹強國之楷模。正本清源，布真理于天下……故吾輩任重而道遠，若能立此大心，聚愛成行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，翻天覆地，扭轉乾坤?！逼渲醒笠缰蔚瘸渑娴木韧鲂拍钆c擔當使命。

對在中華傳統文化土壤里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來說，“心”是科學的理論、崇高的理想、堅定的信仰。它是前進的、實踐的，召喚著人們的行動，蘊含著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力量。

1923年12月，“二七”慘案發生后，在反動軍閥的血腥鎮壓下，工人運動轉入低潮。就在這時，一篇名為《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》的文章，給當時的人們以極大鼓舞和振奮。

李大釗在文中寫道，“中華民族現在所逢的史路，是一段崎嶇險阻的道路……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，高唱著進行的曲調，在這悲壯歌聲中，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?！?/p>

面對艱難的國運，要保持雄健的精神，力量從哪里來？

從心中來，從信仰中來。

馬克思的一段話，闡發了共產黨人信仰的特質：“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，那么，我們就不會被任何重負所壓倒，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出的犧牲；那時，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，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?！?/p>

確立了對真理的信仰，便再也不會動搖，唯有勇往奮進以赴之，斷頭流血以從之，癉精瘁力以成之。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到十四年抗戰，再到抗美援朝橫掃三千里沃野；從嫦娥探月攀科技高峰到全面小康千年夢圓，再到抗疫斗爭淬火成鋼，堅定的理想信念引領一代代共產黨員矢志奮斗，在天地間演繹出尋常時光中難以想象的傳奇。

“本”在人心，心即思想與志向。內心凈化、志向高遠便力量無窮。心之力不會憑空產生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理想信念，源自堅守，成于磨礪。要堅持不懈強化理論武裝，毫不放松加強黨性教育，持之以恒加強道德教育，教育引導廣大黨員、干部筑牢信仰之基、補足精神之鈣、把穩思想之舵?！敝蒙碛诿褡鍙团d的關鍵一程，面對著加速演進的百年變局，推進著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，強化理論武裝至關重要。廣大黨員干部要在此次主題教育中經受思想淬煉、精神洗禮，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、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，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斗的實踐推向前進。

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